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，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饭碗主要装中国粮。本期《农金周刊》聚焦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，推出一组稿件，探讨如何抓好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，切实做好2022年“三农”工作。

摘要：

要“稳定生猪生产”、破解“猪周期”，仍需综合施策，要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巩固延续现有政策成果，深化拓展土地、财政、金融、市场调控等政策措施，持续推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。

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这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2022年生猪产业发展确定的政策基调。虽然只有六个字，得来却非常不易。

回首2019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，在确定2020年生猪产业政策基调时，会议强调，“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，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和‘菜篮子’市长负责制，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。”2020年岁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，2021年“要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，促进产业稳定发展。”

从“加快恢复生猪生产”，到“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”，再到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三年来，我国生猪产业发生了什么?

众所周知，受非洲猪瘟疫情以及各地环保整治等多重因素影响，2019年生猪存栏量持续下滑，以至于国内生猪价格从2019年1月1日的三元生猪均价11.30元/公斤，一路上涨到2019年12月27日均价33.53元/公斤，年内上涨196.73%。生猪价格的持续上涨，不仅带来物价上涨压力，也增加了百姓消费支出负担。为加速生猪产能恢复，提高稳产保供能力，2019年下半年，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交通运输部、银保监会等部门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，出台17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各地在财政、金融、用地、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、绿色通道、生猪生产的补奖等方面，也明确了一系列政策。在各项政策措施的扶持下，我国生猪产能持续恢复，中央冻猪肉已从2019年投放17万吨，转向2021年为应对生猪和猪肉价格过快下跌，持续收储4次，累计8.3万吨。2021年9月1日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生猪产能完全恢复，7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101.6%和100.2%，提前半年实现恢复目标。

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，如何“稳定生猪生产”被提上议事日程。

之所以要强调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是因为“猪周期”有待破解，猪肉价格起伏频繁，市场风险加剧。与此同时，生猪养殖与玉米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；一些地方缺乏发展生猪养殖业的积极性；生猪产业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受制于用地难；周边国家和地区动物疫病多发常发……为此，农业农村部在《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820号（农业水利类283号）提案答复的函》中表示，下一步，农业农村部将在继续引导生猪产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，带动中小养殖场户融入现代生猪产业，加快建设现代养殖体系；持续完善信息发布制度，加强能繁母猪存栏和猪肉产量等核心指标的监测和预警，及时精准调控，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。

当然，要“稳定生猪生产”、破解“猪周期”，仍需综合施策，要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巩固延续现有政策成果，深化拓展土地、财政、金融、市场调控等政策措施，持续推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。

首先要落实用地政策。受2013年环保风暴影响，2014年到2018年间，很多省份大拆猪场，且涉及搬迁的养殖户，地方政府没有积极协助落实养殖用地，结果导致2019年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、生猪价格暴涨。因此，要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提高稳产保供能力，必须按照畜牧业发展规划目标，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，统筹支持解决生猪养殖用地需求。像四川、云南、江苏、湖南等省，就因为在2019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，按农用地管理，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；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，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，因此，这些地方的生猪养殖业恢复较快，集约化程度也显著提升。显然，只有用地政策落实了，生猪产业才能规模化发展，机械化作业，智能化饲喂，数字化管理，进而实现猪舍多品种、多周期的特色生猪养殖，推动生猪养殖“从农场到餐桌”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。

其次，要加强财政保障。生猪产业是高风险产业，需要财政提供保障，才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。2019年，多地出台明确的财政补贴补助措施，对推动生猪产能恢复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如浙江对新建(扩建)的万头以上规模猪场，按照每出栏万头给予100万元的补助奖励；河南对每个洗消中心建设给予30万元补贴，对从国外引进种猪每头补贴3000元，等等。因此，要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需要继续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；要对生猪疫病强制免疫、强制填埋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给予补助，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生猪防疫社会化服务发展；要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对生猪养殖机械装备的支持力度，重点向生猪规模养殖场倾斜，实行应补尽补；要落实生猪规模养殖等环节用水、用电优惠政策；要探索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基金，构建以财政投入为主、社会捐赠为辅的资金投入机制。

再次，要创新金融支持。“稳定生猪生产”离不开金融的创新支持，从过往实践看，无论是在辽宁、河南、广东等地开展的养殖圈舍、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，还是浙江省开展的以生猪为代表的活体抵押贷款模式，都对缓解生猪养殖主体融资难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同样，河北、天津等省市2019年通过提高生猪保险保额，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元增加至1500元、育肥猪保额从500元增加至800元，扩大育肥猪保险规模。去年有些地方尝试通过生猪“保险+期货”项目，对冲生猪价格风险，服务当地生猪产业稳健发展，都极大增强了生猪养殖风险的抵御能力。因此，“十四五”时期，要“稳定生猪生产”，既要继续推行并扩大生猪活体、养殖圈舍、大型机械设备等的抵押贷款试点，也要大力提升生猪保险保额和规模，创新生猪保险产品，还要继续发挥生猪期货的积极作用，并稳妥推进猪肉期货上市，努力为生猪养殖主体提供更多规避市场风险的工具。事实证明，生猪期货的“价格发现”和“规避风险”两大功能，在生猪期货上市一年间，正逐步惠及产业链各主体，并在推动我国生猪产业保供稳价、健全生猪产业平稳发展长效机制等方面初步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从2019年到2021年，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，都针对生猪生产专门明确政策方向和基调，足见中央对生猪产业稳产保供的高度重视。毕竟，生猪产业不仅是保障食物安全和居民生活的战略产业，也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因此，只有多管齐下，多策并举，通过投资、金融、用地及环保等协同发挥作用，才能更好推动生猪产业行稳致远。